陈爱莲1939年生于上海，幼年因父母双亡与妹妹一起进入上海的孤儿院。她的母亲就是因胃癌去世。1952年，在新中国舞蹈事业发展之初，陈爱莲被选入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从此投身中国古典舞事业。

她的代表作《春江花月夜》《蛇舞》《小刀舞》等至今留在观众的记忆中。

她曾主演的《红旗》《白毛女》《文成公主》《红楼梦》等舞剧也是新中国舞蹈史上的经典之作。

老舞蹈家有陈爱莲，刀美兰，杨丽萍等

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相互吸收与结合？

不同的艺术门类之所以能够相互联系甚至结合到一起，首先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本质。另外，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在某些方面可能有着共同的特点。例如文学名著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戏曲等，电影改编成京剧，芭蕾舞等。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这可以不是直接利用他种艺术的题材内容或因素，而是从他种艺术所创造的境界或形式等方面得到借鉴和启示，例如春江花月夜音乐改成一幅画，一场舞蹈。

民族舞的发展历程

50年代初，在政府的大力提倡和认真实施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抢救遗产”的工作。体现在舞蹈领域，一方面是有效的考察、搜集、整理散见于民间的各民族舞蹈，通过加工――再创作，以其精华展现于舞台；另一方面则是对戏曲舞蹈的继承、发展，使其脱胎为独立的舞蹈艺术。各民族自然传衍的舞蹈――尤其是技艺性较强的，在传衍过程中其基本风格往往集中体现在一些有代表性的艺人身上，他（她）们大都是农民，堪称民间舞蹈家，但长期以来地位低下，甚至过着忍饥挨饿、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抢救遗产”也是对身怀高超技艺的民间艺人的拯救，他们自身和他们的艺术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破天荒地登入了大雅之堂。
这一工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也可说是“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新一代的舞人自觉沿着《讲话》的指导思想，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认真地对于那些，看似“粗糙”却是“最生动”的民间舞蹈进行学习、搜集、整理，本着“去其糟粕”――剔除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不健康成份，“取其精华”――选取最具人民性的审美特质进行提炼、加工――再创造。
在建国后的十多年中，在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洋溢着时代气息，反映了人民精神面貌的优秀舞蹈。它们不仅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为世界舞坛所瞩目。前面已经提及的如：戴爱莲的《荷花舞》、《飞天》；贾作光的《鄂尔多斯舞》……等都是这一时期领时代风骚之佳作，象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如：《红绸舞》（群舞）首演于1949年，编导：金明（1927――）等，编曲：程云，首演者：长春文工团郑建基、王亚彬、刘海茹。一队男女青年，高举着“火把”跳着欢快的秧歌，“火把”变成了红色的长绸――如火龙飞舞，矫健的舞姿与变幻的“火龙”交相辉映，洋溢着青春活力。舞蹈以民间秧歌和传统技艺――“百丈帆”为基础，选取了“燃烧的火把”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宣泄着人民得解放的共同心声。1950年该舞第一次进京演出，轰动首都。次年，入选参加第3届“世青节”获金质奖。半个世纪以来，演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和世界的五洲四海，人们不约而同地说它是：“中国之火的象征”。
其它汉族舞蹈，如：《花鼓舞》、《丰收歌》等，都堪称佳作。《花鼓舞》（群舞），首演于1956年，编导：张毅（1934――），作曲轶名；首演者：大连市歌舞团，张毅领衔。“花鼓”流传于山东省，长年以来，它是贫苦农民流浪乞讨的一种卖艺形式。鼓棒上系有半米多长的鼓穗，舞者以鼓棒与鼓穗的顶端交替击鼓形成一种独特的技艺。张毅赋予“花鼓舞”以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并将鼓穗加长突出其技艺性，在激昂、多变的节奏中，人体健美的律动与彩色鼓穗的丰富线条相交织，构成舞蹈的独特魅力。该舞曾获1957年“世青节”金质奖。
在这股强劲的时代潮流中，少数民族舞蹈之花姹紫千红，遍地开放。《孔雀舞》（女子群舞）是金明的又一佳作，首演于1956年。作曲：罗忠熔；首演者：中央歌舞团资华筠、崔美善领衔。高高山岗上，一只开屏的“孔雀”，抖动着美丽的翅膀冲下山来，一双双“翅膀”化作了“孔雀姑娘”，踏着象脚鼓与 锣的敲击声，和着优美的旋律，簇拥着“鸟王”翩翩起舞――饮水、照影、沐浴、飞翔…… 孔雀是聚居在西南边陲的傣族古代图腾崇拜――宗教艺术的遗存，一直被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民间流传的传统“孔雀舞”只有男性表演，舞者身背象征翅膀的沉重道具，限制了形体的自由与舒展。编创者突破传统――尝试以女性来展示孔雀的美丽，在服饰上也进行了革新――去掉沉重的道具，代之以坠满孔雀羽毛的宽摆长裙……这个舞蹈于1956年首次在全国舞蹈会演中亮相，就以其新奇和优美，备受观众青睐，次年又在“世青节”获金质奖。
在搜集、整理传统民族舞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舞台精品确实不少。政府为交流经验、繁荣创作，定期举办文艺会演。饱经忧患的各族人民都以能在舞台上展演自己的舞蹈而自豪。
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地区或民族，生活中自然传衍的舞蹈濒临绝境。面对新的时代，他们也渴望以舞蹈来表达心声，树立自己民族的形象。他们甚至向专业舞人提出：“为我们设计一个舞蹈吧！”《快乐的嗦》、《草笠舞》正是在这样的“呼唤”声中，应运而生。
上述的各民族舞蹈，代表着这一时期数量最大的“情绪舞”――短小精炼，无复杂情节，以比、兴手法状物抒情。无论是在传统民间舞蹈基础上加工、创作的，亦或是专业舞人精心设计的，都突出民族风格――力求体现不同民族的审美特质。
生活的丰富多彩，造就了舞蹈题材、体裁、风格、式样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从生活中提炼舞蹈语汇――不强调特定风格，更直接地反映生活的作品也不少。如军事题材的舞蹈作品中，双人舞《艰苦岁月》，给人们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这个作品首演于1961年，编导：周醒（1934――1988）、彭尔立（1936――）；作曲彦克、周方，首演者：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朱国琳、廖骏翔。编导者从同名雕塑中获得了灵感，或者说，舞蹈是这座著名雕塑的“动态化”呈现：长征路上的老战士与小战士，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小战士几尽昏厥，老战士吹起竹笛，激昂、优美的音乐唤起了战士对未来的向往，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向着既定的目标不屈不挠地前进。《艰苦岁月》以它独特的创意，凝炼的结构，感人的细节，鲜明的舞蹈形象，呈现出战斗中的浪漫情怀。它注重的不是解释事件，而是表现人物感情的升华。
从戏曲中提炼语汇的古典舞――《春江花月夜》颇具代表性。女子独舞《春江花月夜》首演于1959年，编导：栗承廉（1932――1993）；首演者：北京舞蹈学校，陈爱莲。该舞采用了同名古曲为舞蹈音乐，借助了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意境，适当借鉴了戏曲舞蹈中的一些程式和优美身段，以婀娜柔美的舞姿，细腻含蓄的情韵，表现了月夜下的少女对幸福的憧憬。
以上列举的都是50-60年代中期的代表性舞目，经受了长期的社会的选择，得以流传至今。这些作品的编导和领衔首演者，是新中国第一代舞人中的佼佼者，他（她）们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的同时，特别注重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自觉地追求――艺术个性与民族气派、时代精神的交融。
经过“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10年浩劫，倍受摧残的舞蹈艺术得到了复苏，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入了新时期。在这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审美意识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文艺思潮上，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围绕着对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反思，探讨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评估。不同观点在各个领域里的公开论争，反映出文化人思想的空前活跃，体现了在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号召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弘扬。这种进步是深刻的、全面的，对新时期的舞蹈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文革”前的舞蹈，基本上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总体模式――时代印迹。宥于当时的思想观念，创作者似乎很怕自己的作品，距离生活原型或原生形态的民间舞蹈太“远”，对题材、体裁的选择以及舞蹈动作的加工，一般持慎重态度并偏于趋同性。因此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雷同化、模式化的倾向。
文艺复苏后的广大舞人，跃跃欲试，尽管在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方面相互存在着各种差异，却无例外地反映出强烈的创新意识――渴望对过去惯用的手法和固有模式――哪怕是“成功经验”，予以突破。在回顾、反思中，经历了困惑、探索甚至是孕育的阵痛后，先后涌现出一批新意盎然，令人瞩目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