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ory of English）的作者Robert MacNeil和William Cran的新书《你说美语吗？》（Do you speak American?）是一本非常通俗的语言学著作，让人爱不释手。书中提出了很多十分有趣的问题，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开始已经多年了，为什么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英语并非越走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为什么电视和电脑的普及，没有削弱区域之间的语言差异，而是使之越来越大？为什么一代人和另一代人总会有这种语言之争？ 是什么人在带动着语言的不断发展？作者把英语比作了密西西比河，说它“总在开掘新河道，废弃旧支流，挟裹碎石，沉积淤泥，时时还会决堤”。语言的河流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是按照着自己的节奏往前奔流，并派生出无数新的支流。当学生们在决定是否学习“英国英语”还是“美国英语”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美国英语纯粹是“英语”的一个支流，抑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独立存在？就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你说“美语”（American）吗，而不是具有美国特色的英语，或曰“美国英语”（American English）？

然而即使我们把眼光仅仅放在美国，也一样会产生疑问，“美国英语”或“美语”真的存在吗？一个波士顿人说的英语和西弗吉尼亚人说的英语，其差异或许不亚于伦敦人和纽约人说话之间的差异。这种语言内部的地域差异，以及年龄差异、经历差异还在不断扩大之间。

语言学家丹尼斯·拜伦（Dennis Baron）说过：“人以貌取人，也以言取人。”事实上，语言可能比相貌更能够说明一个人的背景和个性。肖伯纳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中，希金斯教授要将一个卖花姑娘改造成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并不是让她去整容，而是教她说“上流社会”的英语。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好的英语？这个问题足以引起一场战争。语言学界交战多年的规定性（prescriptive） 和描述性（descriptive）两大派别的争论，不仅是学术争论，也会体现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比如现在的文字处理软件，多半有“拼写检查”、“语法检查”功能。规定性阵营的人员坚持认为“between you and I”不合语法，而描述性阵营中的人说“between you and I”没有问题。那么拼写程序的设计人员就得注意，到底使用什么样的标准，以判别正误。

词典编纂者更是要慎重选择。人们都以为《牛津英语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所记载的一定是标准的、好的英语，是“牛津英语”。然而这本字典却饱受规定性学派的批评，说它过于散漫，见词就收。该词典还特地设立了纽约办公室，专门去公共图书馆等地阅读当期报刊，系统地捕捉新词。对此指责，该词典的编辑说：“《牛津英语字典》并不是要告诉人们应当如何使用英语，……收入本字典并不说明该词就已经进入了正规英语……我们只是告诉读者这个词现在是怎样被人使用。”这番解释无可辩驳地陈述了词典的描述性的立场。

事实上，目前持描述性立场的词典越来越多。在1961年，《韦氏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itonary）出版时，约翰·西蒙就宣布“描述性”学派占了上风。对《韦氏字典》持有异议的绝非西蒙一人。这个字典把“俚语”（slang）、“口语”（colloquial）的标签拿走，致使我们就无法知道何为常规，何为变异。学者肯尼斯·维尔逊（Kenneth Wilson） 说：“此字典并不告诉人们对错。”但话说回来，除了英语四级考试的出题老师和新东方，谁知道对错呢？

西蒙显然生错了时代，如果是在美国殖民地早期，他的严谨可能会更多为人关注。早期的美国英语，是和英国英语没有多大差别的。看完华盛顿·欧文的作品，再去看《了不起的盖茨比》，可能就会知道美国英语的支流已经走了多远。曾几何时，美国人对自己的语言并不十分自信。美国人的口语和英国已经大有偏离，然而写作上，却依旧中规中矩。

海明威说，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开启了美国文学之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吐温也开始了美国英语的新时代。他在作品中开始大量使用民间俗俚语。这种转换，有点像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他所开启的传统，被后来的海明威、惠特曼们进一步发扬光大，美国文学和美国英语在独立战争之后多年，终于赢得了独立地位。

西蒙们所哀叹的，是走向独立之后，语言迅速滑向了散漫。他归结的原因有四点：一是1968年的学生反叛运动。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将民主和语言的散漫划上了等号，认为美国既然是自由平等的社会，那么就不应排斥少数族群的语言，比如黑人、西班牙裔、女性、同性恋者的语言。第三个原因是教师素质的下降。第四个原因是电视的普及，电视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将各种各样模棱两可的英语抛向不作鉴别的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