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http://www.sharegrow.com/html/news/200686/0681913401050746.html

一、早谕教
贾谊对于早期教育的论述，主要是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观点出发，针对皇太子的教育而言的。
《尚书·吕刑》中曾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思是指在专制社会，天下之命悬于天子一人，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善恶直接影响着天下亿万百姓的命运。
贾谊通过对殷商国祚长久，秦朝二世而亡的史实考察，又进一步指出：“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因为太子的品行如何，已经预示着、决定着他日后继承皇位时的道德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对太子的教育，实乃治乱之机要，如果太子能受到正确的教育，养成善良的品德，则“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贾谊认为，对太子的教育应尽早实施，“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早期教育是教育的最佳期，当婴幼儿的赤子之心尚未受到外界熏染，先入为主，对他实施教育，就会收到最佳的效果，他说：“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同时，早期教育也是整个人生教育的最重要阶段，一个人幼时接受的教育，往往决定着他日后的成长道路，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他强调“君子慎始。”并指出：“殷、周围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就是由于前者对太子自幼便实施了良好的早期教育，而后者则不然。
贾谊认为，胎教是早期教育之始端，王室之家应当重视对太子实施胎教，在太子未出生以前要设置专门实施胎教的处所——“蒌室”，安排专人监护孕妇的饮食、视、听、言、动等，使其合乎礼的规定。孕妇自身亦须有胎教意识，与周妃后怀成王时一样，“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贾谊的胎教理论虽无甚新意，只是祖述“古制”，但他却是汉代最早提倡胎教的教育家。
二、选左右
贾谊认为，慎选左右是对太子进行早期教育成功的保证。为加强皇太子的早期教育，在宫廷内应设置专门辅导、教谕太子的师、保、傅官，建立保傅教育制度，一如西周时教育成王一样。当时周成王尚在襁褓中，即以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各负其责，“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导）之教训。”可见，当成王还是婴幼儿时，就已由“三公”实施德、智、体三方面的早期教育。除“三公”是保傅官的副职，他们常与太子同居处，共出入，起着监护人的作用。
设置“三公”、“三少”旨在太子周围形成良善的教育环境他们一方面以孝仁礼义之道教导太子，另一方面充当卫翼太子的屏障，使太子自幼闻正言、见正事、行正道，同时逐去邪人，不使太子耳闻目睹恶言、恶行、恶事。贾谊认为：“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楚之不能不楚言也。”处于良好的教育环境之中的太子，当然也不能不良善。师、保、傅是太子最早、最重要的教育者，他们的品行直接影响着太子德性的形成，最终关系互国运能否长久。为此，贾谊要求统治者必须慎择师、保、傅官，宜以“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术者”即德才兼备者充任“三公”“三少”。贾谊指出，以前周成王时所择选的“三公”均为古代贤士，如太傅周公“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导）顺”，能“道（导），天子以道”；太师太公“诚立而敢断”，能够“辅善而相义”；太保召公清廉而正直，敢于“匡过而谏邪”。由于他们的辅导，才使周成王在即位后能够虑无失计、举无过失，成为古代有名的圣明君主。由此贾谊得出结论：“殷、周之所长久者，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与此相反，秦二世胡亥则由于择师不当，以宦官赵高为傅，所学尽为狱讼之术，幼时接触的不是斩、劓（yì，古代割掉鼻子的酷刑）人的酷刑，就是夷人三族的严律。由于早期教育失当，致使胡亥即位之后，视杀人若刈草，毫无仁慈之心；是非不分，良莠不辨，“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如此昏君，国破身死，二世而亡，乃势所必然。因此，贾谊告诫西汉的统治者：“前车覆而后车戒。”指出慎选太子的早期教育者，乃存亡、治乱之枢机，“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三、重儒术
贾谊是西汉初期继叔孙通、陆贾之后又一位向西汉统治者提出以儒术治国的儒家学者。对于皇太子的早期教育，他当然企望以儒家思想统摄其心。为此，他向统治者进言，要求注重儒术，按儒家的理想人格来塑造太子，以儒家学说作为太子早期教育的主要内容。对太子的文化知识教育，贾谊主张应注重《春秋》、《礼》、《诗》、《乐》等儒家经典的传授。在贾谊看来，儒家经典不仅是古代文化的记载，而且含有丰富的道德涵养价值，他说：“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训）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 儒家治学要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治国则提倡效法古圣先王之道。故在学习儒家经典之处，贾谊还提倡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他说：“教之语（治国之善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德于民也。教之故志（记前世成败之书），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太子只有接受了古代典传知识的教育，才能通晓上古先王以德治国的方法，明了历代兴亡的史实，从而产生警戒、畏惧重蹈覆辙的心理。
在道德教育方面，贾谊主张应使太子自幼形成儒家倡导的忠、信、义、礼、孝、仁等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具有此“圣人之德”的人，就是道德上的完美者，也即具备儒家理想人格者。为此，他要求对于太子不合上述道德规范的行为，教师应及时予以矫正，如当太子“将学趋让，进退即席不以礼，登降揖让无容，视瞻俯仰、周旋无节”时，太保就应当进行劝谕。
对将来君临天下的太子的教育，传授“君国畜民”之道自然是绝不可少的。为此，贾谊提出，师、保、傅官应使太子自幼通晓儒家德刑并举的治国方略，懂得文武之道乃治国之本，知道对臣子应赏罚分明、公正，切忌“赐予侈于左右近臣，吝授于疏远卑贱。”
此外，关于太子的早期教育，贾谊还提出了教养结合的主张，即除进行道德与知识教育外，并须由少保负责健养其身体。一方面监护太子，注意防止太子有可能伤害身体的过激行为，如暴饮暴食，狂欢无态等；另一方面照料太子的日常起居，使太子避免“饥而憷（lán，贪），暑而暍（yè，中暑），寒而懦，寝而莫宥，坐而莫侍……。“正是由于贾谊把保护太子的身体视作师、保、命傅官的一项重要的职责及教育内容，故当梁怀王坠马而死后，他引以自责，竟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贾谊作为西汉初期的政治家，他关于早期教育的论述虽然只是针对太子的特殊教育提出来的，而且其列举的实施方法也大多是祖述文武三代之道，很少新意，但他毕竟是先秦以来第一位较为全面地论述早期教育问题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早期教育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