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教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很多，其中带着浓重的神话和封建色彩，但也有许多是科学的。古代所推崇的胎教的典范是周文王的母亲太壬。据说她是一位品行“端一诚庄、惟德之行”的妇女，在怀周文王时，由于她“目不视恶色，耳不淫声，口不出傲言”，而使文王“生而明圣，教一而识百”。后来周成王的母亲在怀孕时也“立而不跋，坐而不差，独处而不据，虽思而不詈。”结果胎教也很成功。因而，儒家认为胎教对人的品德、智慧、才能可发生重大作用。他们要求孕妇“嘉言懿行”，在语言上要合乎礼仪。北齐颜推的《颜氏家训》中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意思是古代圣王制定了胎教的办法，当妊娠三个月时孕妇另居一个宫室，眼睛不随便看，耳朵不随便听，她所说的和尝到的，都用礼法来节制。这种胎教的办法刻在玉版上，珍藏在金柜中，让后代执行。古代王后怀孕后，便住到安静的宫室中去，请专职的太史、太宰进行胎教。汉代王充谈到胎教时说：“性命在本，故礼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受气时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清代陈弘谋也说：“自妇人妊子之时，谨寝室，隶视听，夜则令瞽诗，道正事。凡以慎所感，谓感善则善，为生计也。”这种认为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趋善避恶的胎教，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的论点也有些是荒谬的，如“孕女见麋，而子四目”；“故孕妇食兔，子生缺唇”；“是月也，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大凶”等等。在古代医学著作中，也有胎教的论述。古代中医大家多饱学经书，博采众家，其道德伦理思想与儒家有一致之处。医者在论述胎教时，又增加了胎养的内容。如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说：“欲令子美好端正者，数观白璧美玉，看孔雀，食鲤鱼。欲令子多智多力，则啖牛心，食大麦。”又如“妇人妊娠，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其异常味，不欲令见熊罴虎豹及射鸟射雉，食牛心、白大肉、鲤头……”宋代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关于胎教的论述较为深刻，资料也更丰富。陈自明认为“三月始胎”、“未有定仪”，他说“三月名始胎，当此之时，血不流行，形象始化，未有定仪，见物而变”。他认为三月胎孕不仅始具人形，而且始具人心，人的形状及精神初步形成。但此时可塑性很大，还没有定型，这时孕妇见到什么特征的东西，就会有感而影响胎儿。即感善而善，感恶则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因此，孕妇“欲子端正庄严，当令母见贵人，不可见状貌丑恶人也。欲生男，宜操弓矢，乘牡马。欲生女，宜着珥，施环佩。欲子美好，玩白璧，观孔雀。欲子贤能，宜读诗书，务和雅。”这里所讲的，是孕妇所思，是一种自我美育，自我修养。使孕妇产生生育健康发育的胎儿的愿望，希望胎儿成为端正庄严、美好贤能的人。这种愿望及相应的行为必然对胎儿产生良性的刺激。陈自明还认为胎儿在母腹中是能够感知外界音响的，他说“夫至精才化，一气方凝，始受胞胎，渐成形质，子在腹中，随母听闻。”“随母听闻”的观点与现代胎教的理论是一致的，现代胎教主要也是通过胎儿的听觉感受使胎儿接受教育。根据“随母听闻”的理论，陈自明又说道：“自妊娠之后，则须行坐端严，性情和悦，常处静室，多听美言，目不观恶事，如此则生男福寿敦厚，忠孝贤明。不然则男女既生，则多鄙贱不寿而愚，此所谓因外象而内感也。昔太壬妊文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谈恶言，也传胎教之道，是谓此也。”这里陈自明过分强调了一个人先天的成分，但他所说的，无疑对胎儿对孕妇都是有益无害的。现代科学证明，孕妇处在安谧宁静的环境中，常听优美典雅的音乐，不仅可使孕妇心平气和，也可使胎儿大部分时问安静踏实。陈自明并不认为孕妇要取消极态度，不敢动，不敢说，而是“所凑有节适，所入有度量，凡所畏忌，悉知戒慎”，“寝兴以时，出处以节”，取积极的“保摄妊娠”的作用。这既有一定的科学性，又有一定的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