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胎”的放开，现在怀孕的妇女比往年同期增加不少。现在很流行胎教，于是很多人以为胎教是新时代的新鲜产物，甚至以为是从国外传来的新医学观念。事实上，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胎教。周王室在尚未取代商王朝之前，已经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宗族。

根据《史记》记载：“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能行。及其妊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在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孕的时候，非常重视胎教的作用。她在孕期不看不雅的场景，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言行端庄，所以文王生下来就非常聪明，圣德卓著。太任教他一，他就识得百。君子赞叹说，这都是因为太任的胎教做得好。文王能够成为圣德的先君，奠定周朝800年不衰的基业，这与母亲太任给予的良好胎教是分不开的。

武王妃邑姜也很重视胎教。成王的母亲邑姜孕育成王的时候，站立时从不一脚支地，坐着时从不歪着，一个人独处时也不散漫放肆，生气时从不出口骂人。中国人历来重视开端、伊始，所以在子嗣方面，尤其重视胎教。

在《大戴礼记·保缚》也有这样的记载，从“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周朝有明确规定。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蒌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组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侍王太子。”由于王后承担着生产“王子”的重任，吃饭时左有太师弹奏音乐，右有太宰侍奉菜肴。如果王后因怀孕而心情不好来点非礼乐或者辛辣生冷的口味时，太师会以“不习”谢绝，太宰干脆以“不敢”搪塞。

西汉的学者刘向认为，胎儿能够感知母体内外的一些刺激，因此孕妇的身心愉悦对胎儿的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胎教的目的在于“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因此，母亲怀胎后要注意“慎所感”，以防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产生不良感应。他说：“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恶则恶。人生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他认为人的本性与世间万物是相通的，因此女子在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所想和所做的。言语行为如果与善相应，就生出良善的孩子，如果与恶相应，就生出不善的孩子。儿女的性情容貌和万物相像的，都是母亲与万物相感的结果。

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也认为，人之性所以有贤愚善恶，并非天意所致，而是人在受胎时所察受的天性有厚有薄，“故性有善有恶也”。他说：“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羸窳，羸窳则寿命短，寿命短则早死。”据此，他提出：“禀受其气故巧于御。”主张在受精怀胎时就要是胎儿“禀得坚强之性”，否则“生子不备，必有大凶，聋、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

在《颜氏家训》在首篇中就开门见山教子孙如何胎教：“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意思就是，按照古代圣人的做法，怀孕三个月，胎儿定型了，就将孕妇单门独院地安排一个环境，孕妇所见所闻所食用，都是“绿色”的、健康的，墙上最好挂些名言警句，房里最好摆放上文房四宝、经典名著，给孕妇营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历代医著和医家对于“胎教的内容也有很多记述。

《黄帝内经》中曾谈到孕妇七情过激造成婴儿先天性“胎病”的内容；北宋时医家徐之才撰写《逐月养胎法》，从医学的角度正式提出胎教的内容并对其加以解释隋代时巢元方等所撰《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一《妊娠候》中也有许多关于胎教的内容唐代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对胎教的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宋代陈自明撰著《妇人大全良方》，其中卷三十用一卷专篇来论述“胎教”。

由此可见，中国在古代对胎教就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既有理论的指导 ，又有实践的总结。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血脉传承的民族，注重”胎教”，培育优质的后代，这样民族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