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先生从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备受争议的“范跑跑”范美忠身上析出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的话题，认为“范美忠事件发生以后，人的利他行为问题受到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见2008年7月10日《南方周末》第30版《人为什么有利他行为》）。
其实，“人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早已是盘旋在人类头顶需要给出确切答案的一个大问题了。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有像上帝、安拉之类的“神”替人类提出来，然而人类自己已经用不断流露的沉思、迷惘和舛错，证明了确实需要弄清这个大问题，而且越到关键时刻越显得急迫，范美忠事件就是一例。
所有疑惑集中在一起，便是：人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呢？
人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呢？徐贲先生分析的情况是两种，“一种是强调理性思考对利他的主导，另一种是坚持善良感情对利他的影响”。最后，他归纳起来说，“日常发生的利他行为往往并不必然涉及深奥的哲学或道德理论，但却都一定有直接的个人或社会动因。……更是随时从小处显现一个社会的正义水平。”好像编者也很欣赏他这两句话，提要放在文前。
那么，人到底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呢？
在真正学学者看来，这个看似扑朔迷离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人之所以有利他行为，那是因为人需要利他行为，不仅是需要，甚至可以说是需求。因为利人就是利己，害人就是害己，即使从利己的愿望出发，也还得有利人和利他的行为。
也可以说，利他或者利人是人的天性，就像植物要开花一样。植物要开花并非为了取悦于人，而是为了自身存在规律生发的需要。人也是一样，在解决了生存和温饱之前，为他人服务是谋生的手段，而在解决了生存和温饱之后，为社会或他人献艺就成为一种乐生的手段了。谁有权力剥夺这种自由和需求呢？
应该说，利他的需求是内蕴在人心，并非从外面移植进去或安装上去的。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任凭你有天大的本领加以推行，也不可能奏效的。
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不能独立存在，也不成其为社会，社会由众人组成，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人，也就是说，除了自己，还有别人。既然如此，欲求自在，必求他在；欲待利己，必要利人。你要在乎自己，就得在乎他人。因为每个“自己”对他人而言都是“他人”，没有了他人，也就没有了自己。你要为自己就得为他人，否则，你就不能为自己。正如俗话所说的，人在社会面前就像在镜子面前，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哭，它就对你哭。假如每个人都拒绝利他行为，即你不能维护爱护你以外的他人，那么，就连你自己也没人维护爱护了。
不过，细究起来，这还只是讲了一半道理。说到底，没有他人的存在，就没有自己的存在。试想，一个人的出生，不仅要有父母，还得有接生婆；一个人死后，也还得别人安葬他，自己走不到坟墓里去。人的全部一生，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行的，没有谁可以完全自助，谁都离不开他人。社会需要三百六十行，一般人只能干一行，顶多两三行。既然你享受了三百六十行的服务，那么，你只好用你从事的工作回报社会了。
人类又是一条河，你照明用的电灯不是你发明的，你游览的颐和园也不是你修建的，割断历史的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总之，人在世上，时时处处离不开他人。受惠于他人往往是难以回报的，比如你来到一个陌生地方需要问路，指路人撂下一句话走了，使你少走很多冤枉路，而这个指路人除了从你嘴里得到一个“谢”字外，不会也不想得到其他回报，实际上你一辈子也谢不了他。假如你有良知的话，惟有广做善事，普结善缘，以报恩的心愿，用回报社会的办法加以答谢。于是，中国古人留下这样的话：“施恩于人，不望回谢回报；他人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推而广之，人类生存的惟一原则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为了利己，必须利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人类的道理求索到最后，在最高层次上反倒如此简明易懂，并非“深奥的哲学或道德理论”。假如只享受他人前人的恩惠，不愿为他人后人做奉献，那就不“正”了，人类这条河就无法继续流下去了。
然而，利人与利己行为的存在又不是没有规矩或尺度可依的，在一般情况下，乃是以互助互利，互相交换劳动，而且互利等值的前提下进行的，是由人类的追真求正精神维系和调整的，只是求正的程度、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总之，利人与利己的统一是最大的道理与道德。娶媳妇的与聘闺女的，两者的利益是共同的，假如对一方有益，对另一方有害，婚姻就不成了。卖橘子的人与买橘子的，两人是互利的，假如只有利于一方，买卖就做不下去了。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互利双赢。天底下绝大多数事情都是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做成的。
以上这些都算是一般的情况，特殊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在地震大灾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只有给予没有求取的一维性投入的精神，也可以用追真求正精神来解释：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类，谁也不愿意遭遇这样的大灾，谁也不能绝对保证可以避免这样的大灾；遭受了大灾的人们，应该得到别人用大爱精神所给予的补偿，因为这样做也是对自己有可能遭遇灾难后获得补偿的一种心理预期。实际上，保险公司利用的就是这种机制。人们自愿出钱投保，既不为了白花钱，也不指望定期归还，而是也仅仅是为了在万一遇到意外灾祸时可以得到赔付。
即使最简单的事儿，比如为人指路，其中也有追真求正精神的因素在起作用。试举一例：
七里河村是县城东边离县城只有七里的一个村庄。有个年轻人站在蔚县城大街上向一个老者问路：
“嗨！老头，去七里河村怎么走，有多远？”
老者听得年轻人“嗨”他，心里有几分不快，便用手里的拐杖往东一指：
“喏，七拐杖！”
“路的远近应该论‘里’呀，怎么会论‘拐杖’呢？”青年人不解地问。
“论‘理’？论理你应该叫我大爷！”老者说完，气呼呼扭头走了。
本来，为人指路是不图什么物质回报的，但是起码的礼貌还是应该有的，假如连这一点也没有，两者的关系就不“正”了，即使问路也难了。
利人与利己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二者共存于互助互利之中，当然，也有“大算盘”和“小算盘”之分。无偿支援属于“大算盘”，等价交换属于“小算盘”，各有其存在的不同情况和理由，讲“大算盘”并非有意褒之，讲“小算盘”亦非故意贬之。这次抗震救灾，两种方式都用了。
还有些事情，好像纯粹为了自己，其实在客观上却有为社会的功效。比如修饰、美化自己的形象，装饰、装潢好自己的店铺，主观是为自己的，客观上也为周围的环境增添了人文景观。
以上说的是正常情形，此外，还有非正常的情况。在某种因素刺激或触发之下，就会偏向左右两个极端：向左的一翼，重于利他利人一面，发展为高雅的圣徒；向右的一翼，重于自利或利己一面，表现为极端自私自利。左行较难，故行者寡；右行较易，故行者众。
利他或者利人行为从逻辑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利人损己，这种情况一般不存在，特殊情况除外；二是利人不利己但也不损己，此类情况有之，但也是有某种条件或契因的；三是利人利己，或者说叫互利双赢，是大量存在着的。毫无疑问，只有后两者，特别是最后者值得提倡。
在这里，必须倡明一个道理，既然是互利，就必须承认个人利益或者叫私利。无视个人利益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自愿者行为或义务劳动的概念本身，就预设了私人自利的前提。只能在承认自利即私人利益的前提下提倡和进行，假如公私不分了，彼此不分了，就等于取消自愿或义务了。
因此，自愿者行为或义务劳动，必要时是应该提倡和组织的，但不能过头。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展“学雷锋”活动，就出现过很多假积极的伪君子，实际效果并不比预料的好。试想，假如旅客像雷锋那样替列车员打扫卫生，那么，列车员与旅客的关系岂不是倒置了，不正常了？假如每天发动一批人上街为人们义务理发，理发店就歇业了，理发行业的人饿了饭，就要上街示威游行了。此类做法，看似做了“好事”，其实搅乱了社会秩序，干了有害的糊涂事。
世界上没有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是一句诡话。圣徒在世人眼里是崇高的，即使想做圣徒，至少也得自己先有一碗饭吃的保证。而圣徒是只能崇仰，不能普及的。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寻找人的利他行为到底由何而来，怎样才能使正常的利他行为成为社会风尚？有一条原理恐怕是无法否认的：只有人人自觉自愿地播种利他，才能自得自享地收获利己，也就是说，要把利己融于利他之中。
徐贲先生认为，利他行为能否倡行，“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总体道德和人际关系环境”。我则以为，能够为利他行为的倡行提供体制和机制环境的社会，才算得理性的社会，否则就沦为改革之列。如同植物会开花本由其自身资质决定，但也需要土壤、水分、温度等条件一样，人纵有利他之心，但利他行为的倡行需要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信仰的力量共同来维护，否则就难以开花。
用偏离正常精神秩序的左的倾向鼓吹社会性的大规模舍己利人行为，往往走到邪路上去。希望通过提倡“共产主义精神”或“学雷锋运动”净化人们的灵魂，使社会文明起来的想法是幼稚的，其实际效果之不佳，也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人的利他行为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需要从人性深处来寻找。人来自动物界，具有动物性（或曰兽性）；又脱离了动物界，具有人性（或曰神性）。人的动物性存在靠本能维持，人的人性存在靠什么维系？靠的是本神。本能是所有动物都有的，包括人在内；而本神却只为人类所独有。这便是为什么人为万物之灵，能够成其为人的根本原因。
什么叫本神？本神是我在研究真正学时发现的。本神是人类为了自己类群的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自我维护、自我救助性质的原精神（或者叫做元精神），其核心是追真求正，即在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前提下（这就是“真”，否则行不通），把事情做得对整个人类有益无害，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己相得益彰（这就是“正”，否则也行不通）。所以，人类的本神或者原精神也就是追真求正精神。人类就是靠着这种精神从荒蛮的远古走到文明的今天，而人类对文明的追求又没有止境。
本能是一种人类自身具有，不教就会的能力，处于显在状态；而本神则从“人猿相揖别”时才有，往往处于隐性状态，成为人这个类群的集体潜意识，容易被本能的惰性力即人性的弱点所掩饰或遮蔽，往往需要呼唤或激发才能表现出来，其自觉的程度衡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假如人性深处没有，虽呼唤而不出，任激发亦不现。因激发而出者，如大劫之后往往有大爱，前不久的四川大地震就是证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把人性中怜悯、慈悲的一面激发出来，以致有学者惊呼，地震像一种净化剂，促使国民性从此变好了，其实不过是一种愿望，实际并没有那么大的伟力。因呼唤而出者，如信仰和道德教育对人们心灵的净化作用。无论哪一种，都是为了去掉遮蔽，显现本真。
利他行为（准确地说是利己与利他统一的行为），就是人类的本神即追真求正精神的一种体现，惟其如此，单是从道德角度的高尚行为或者感情方面的同情心来解释，未免词不达意。假如那样的话，利他行为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实际上，利他行为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是一种需求，因为只有这样做，整个人类才能活得好，否则，大家都麻烦，甚至连这个类群的存在也许难以维持。
话到此处，我认为，人类需要倡明一种大智慧，寻找各种理论或道理背后那个一元的即最基础、最根本的道理，以实现对自己的终极关怀。它是万法之母，或者说是总的道理，其他一切理论或道理都由此生发，并由此衡量。假如不是这样，人类的精神就乱套了。人类自从诞生以来一直维持于不坠，就是这个东西在起着权衡的作用，只不过人们尚不自觉罢了。
那么，这种大智慧，甚至可以说是指引人类前进的“神”，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人类自己的追真求正精神。任何人间道理，化约到最后，都可以用“追真求正”四个字来概括。而研究追真求正精神的学问，我把它称为真正学。
世界上几乎所有问题，包括那些扑朔迷离、不得要领、前后失据、左右为难的问题，只要用真正学（所提倡的追真求正精神）加以分析，即可收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攻无不破、所向披靡之效。
人类认识真理有一个过程，而能否找到真理要靠真正的信仰。信仰真，则真理得；信仰假，则真理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很需要一场信仰精神重建的革命。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乃至全人类，问到极处是信仰，不能最后从信仰层面解决问题，人类的任何问题都无法彻底解决。
宗教并不等于信仰，宗教只是人类在追寻真理过程中结成的组织，它本身并不就是真理。各种宗教都有可能走向通往真理之路，如同条条大路都能通向罗马一样；但每个具体的宗教都不可能垄断真理，还有可能走向错路叉道。我更想明确地说，不管那种宗教的教义，凡是符合人类追真求正的原精神的，才是有出息和有出路的，否则终究行不通。宗教的改革，命定地要以人类的原精神为准绳。人类只有发现了各种宗教背后支撑它们那个一元化的原精神时，人类寻找真理之旅才算达到应有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国家的任何社会问题，都需要最后从信仰层面解决。追真求正也好，寻真问正也罢，按说人们大体明白，只是尚未成学。我提倡真正学，就是为了把它挑明，形成系统的学问，就是希望人们逐渐走出迷惘时代，进入理性时代。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地趋真向正的历史。在人类的“小儿时节”，“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到了当今世界，则化作一场熙熙和和的国际性奥运比赛。利他和利己的问题也是这样，“拔一毛而利天下我不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都是极端的，不正常的。只要思想家们能把信仰问题解决好，政治家们能把社会环境治理好，造成使利己融于利他之中的环境和氛围，那么，纯属公德性质的利他行为也会随着社会发展一波一波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