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李培林认为，主要有五个趋势。

一是中国社会转型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力和空间。虽然说现在经济增长遇到了一些困难，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一些结构性变化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空间。我国的城市化率还不足60%，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75%到80%的时候才会进入到缓慢增长期，所以在此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将广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效率。

二是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成为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目前，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同时，劳动力平均工资还在继续上涨，这是由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引起的。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开始下降，今后还会逐渐减少。未来如何维持比较优势？关键是要大幅度地进行培训和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我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是未来新的、最大的人口红利所在。

三是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1990年到2030年的40年，我国人口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最初是标准的金字塔型结构，从2020年开始逐渐倒转，2030年倒金字塔型结构将更加明显。届时，老年人口数量将非常庞大，我们将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如何把这个巨大的挑战转化为优势？未来可以延长退休年龄，让老年人发挥余热，培育发展老年人养老、旅游、休闲等消费市场，形成新的消费层次。

四是建设橄榄型社会，促进大众消费依然任重道远。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进一步减少贫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拉动国内消费。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建设橄榄型社会任重道远。国际经验表明，缩小差距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五是2020年后应在新的标准下开始反贫困的新征程。李培林建议建立一个符合国情的贫困人口治理体系，推动扶贫开发由主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由主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解决城乡贫困转变。并由此提出以下几个思路：一是把贫困标准定为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000元(2020年不变价格)，农村贫困线和农村低保线并轨，大概涉及5000万人；二是制定城乡统一的贫困和低保并轨线，大概涉及8000万人；三是按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25%及以下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大概涉及1.6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