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　　咸丰、同治（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随着清朝的没落、民国的衰败，那段辉煌的里程，已经从战乱的硝烟中渐渐淡去。　　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很快形成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均在山西境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　　票号的出现，给各地晋商的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其业务也因此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大。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雪岩）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但这时的票号仅仅只是民间资金的流动，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京城的运银道路被切断，票号的机会来了，汇兑官款的大笔生意以瞒上不瞒下的方式拉开了“阵线”。不言而喻，此时中国商界对票号的依赖愈来愈重了。尽管清政府一度强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但这道圣旨犹如白条。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政府为解《辛丑条约》赔款的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上原来的禁令。事实上，正是在封建政权的特许之下——由于赔款所需的大宗汇兑，票号的生意才得以走向高峰。　　“日升昌”终于迎来它扬眉吐气的一天。鉴于票号为国家筹集银两有功，光绪皇帝亲赐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汇通天下。此后官家借助票号周转银两，就成了合理合法的生意，票号与政界也有了许多私下往来。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也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　　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也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9世纪80年代，中国电报事业兴起，票号又新设了电报汇兑业务。至此，中国票汇、信汇、电汇三大汇兑方式，都由票号继承和创新完善起来，大大便利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民间基本结束了运现清算的落后状态。似乎是中了物极必反的法则，高峰的到来也就是末日的开端。随着列强的入侵，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上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商业场所又遭到大面积破坏，财富更是被大肆掠夺，以脆弱的民族资本对抗大举进入的外国资本，无异于以卵击石，金融危机、商业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开始的时候，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存款、放贷还在其次，可见其功能着重于贸易过程中流动资金的筹集。汇兑的主要收入为汇费，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票号汇兑的利润是比较丰厚的。一般情况下，每100两银子，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如此高的利润是今天的金融业难以想象的。如果说，票号发展前期的盈利主要来自汇费收入的话，其中后期的盈利则主要来自放贷利息收入，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资本的雏形，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